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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辩研究

刑事辩护研究系列之(四)量刑辩护

文字:[大][中][小] 手机页面二维码 2019/8/5     浏览次数:    
   量刑辩护是刑事辩护的一种,是在确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对其处以刑罚,量刑辩护的目的是要判刑尽可能轻。因此,量刑辩护要最大可能找出影响量刑的因素,从而达到减轻刑罚的目的。

   我国刑法规定,量刑要依据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来决定判处刑罚的轻重。首先,说一下事实,此处的事实是指法律事实,即经过证据证明了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的事实才是量刑的根本依据。事实是决定刑罚轻重的总体依据,但具体要依赖其他量刑要素。其次,量刑要看犯罪的性质,即犯罪触犯的罪名,因为不同的罪名刑罚的轻重不同。要确定罪名就要根据法律事实中所包含的要件符合哪种犯罪构成要件。确定了罪名以后就大体上明确了在何种范围量刑。再次,影响量刑的是犯罪情节,包括自首、立功、动机、目的、手段、有无预谋等。最后,影响量刑的是社会危害性,包括危害后果、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初犯可能性与再犯可能性。以下就量刑情节和社会危害性作详细说明。

   量刑情节分为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法定情节顾名思义是指由刑法明确规定的情节,符合法定情节的,法院必须执行从从轻或减轻。酌定情节是指刑法规定可以适用,也可以不予适用,具体由法官自由裁量。我国刑法规定自首与立功是法定从轻量刑情节。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自首有更明确的规定。自首包括两个构成要件:一是自动投案,是指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自首。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前面论述的是一般自首,还有一种特别自首。其定义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因此立功也是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

   酌定的量刑情节是指犯罪目的、动机、手段、工具、时间、地点、环境、有无预谋,受害人有无过错等。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主要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是依据理性与良知,理性包括逻辑与经验,良知包括同情与仁爱。一个法官的职业道德、专业知识及社会经历从根本上决定着自由裁量权的实施。这似乎看起来自由裁量权完全受法官掌控,辩护律师不能再酌定量刑情节上有所作为,其实不然。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依据理性与良知,理性属思维范畴,那么辩护律师可以通过开阔法官的思维来影响其理性的发挥,即通过真理来启迪思维,使理性符合事物之本然。同样,良知属于道德范畴,道德的本质是善,善对应的是自由,因为善是利他,而利他的结果就是更加自由。自由是人的本性使然,辩护律师只要将法官的人格面具去掉,法官自然就露出良知,从而达到辩护之目的。

   如前所述,社会危害性包括犯罪行为危害结果、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初犯可能性、再犯可能性。危害结果是指犯罪行为对犯罪对象造成了哪些危害,危害程度轻重直接影响量刑,所以辩护律师应当仔细辨明犯罪对象收到的危害多少与轻重,进而为罪轻辩护打下基础。主观恶性是指犯罪嫌疑人心理态度恶劣与否,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深,就比较难以改造,需要判以重刑。反之,主观恶性浅,容易改造,可以轻判。因此辩护了律师可以从犯罪嫌疑人是否初犯、预谋时间长短、悔罪态度等方面为其辩解,从而达到轻判之目的。人身危险性是指犯罪嫌疑人对社会的潜在威胁,表现为犯罪信念执着,犯罪动机强烈,具备犯罪条件等。人身危险性大,消除时间要长,法官定然会重判,反之会轻判。辩护律师可以从犯罪嫌疑人心理外在表现、自控能力、法律对其威慑力等方面来为犯罪嫌疑人来辩护。初犯可能性是指如果犯罪嫌疑人得不到重罚,社会上其他不安分之人是否也会跟着犯罪。初犯可能性是刑罚一般预防功能的体现。一个犯罪是否能够引发其他犯罪取决于刑法对这个犯罪处罚的轻重和社会诱发犯罪的环境。因此,只要社会不存在诱发犯罪因素活着很少,那么自然没必要对此犯罪判以重刑。辩护律师可以从整个社会大环境和犯罪嫌疑人的周围环境入手分析犯罪对环境的影响,从而得出难以诱发新的犯罪而实现辩护之目的。再犯可能性是刑罚特殊预防功能的体现,是指犯罪嫌疑人在犯罪的可能。任何犯罪都有其特殊原因,没有天生的罪犯。要预防犯罪嫌疑人再度犯罪,必须了解其犯罪之真实原因。知晓原因,为其创造一个积极生活方式,就可以避免其再次犯罪,这是辩护律师所要构建的。唯如此才能实现轻判之辩护目的。

   犯罪是对社会的危害,更是对受害人的损害。有的损害可以弥补,有的损害则不可逆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犯罪嫌疑人的轻判就是对受害人的不公。所谓公道自在人心,每个人都有一杆公平之秤,只有满足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公平之心,才能平息犯罪带来的愤怒。所以,应当对受害及其家属真诚的道歉,积极地赔偿以期受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这些都是辩护律师切实可做的。

   影响量刑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刑事政策。刑事政策是国家在刑法之外,为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所制定的措施。刑事政策具有阶级性,也具有历史性,不同时期,不同统治者都有不同的刑事政策。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因此,辩护律师需要把握的是何时当宽,何时当严,宽严如何才相济。如此才能真正将辩护工作做好,实现刑辩律师之应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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